1964年，河北一位农民捡到了一只“铁水瓢”，谁知道用了15年之后，水瓢表面是越来越亮。有专家偶然发现之后，从农民手里用8元钱买了下来，没想到后来对这只水瓢的估价达到了惊人的1亿元……
1979年左右，一位专家到河北走访，路过那户人家时无意间瞥见这只水瓢。专家蹲下来仔细看，发现器壁上隐约有刻痕。他心头一紧，提出用八元钱买下。
农民觉得这破铁玩意儿换点钱不错，就同意了。专家把东西带回研究所，清洗后，铭文完全显露出来：上林共府，初元三年受琅玡，容一升，重斤二两，工师骏造。
这件铜升来自西汉元帝时期，是国家标准量器。
顺着这个发现往前追，西汉元帝刘奭在位时，国家正努力统一度量衡。初元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8年，刘奭下诏要求太官、少府、将作大匠、上林令等部门制造标准器，颁发到各郡国。
诏书里说度量衡是齐远近、立民信的关键，当时郡国标准不一，民间交易常起纠纷。大司农耿寿昌后来上书，建议把上林共府造的铜升、铜斗作为准则颁行天下。
元帝批准了这个建议，上林共府的工匠就开始批量制作这类器具。
上林共府是管理上林苑物资的机构。上林苑从秦始皇时就开始兴建，汉武帝刘彻在建元三年大规模扩建，范围东到蓝田，西到周至，北到渭水，南到终南山，里面有离宫七十多所。
元帝刘奭性格温和，不爱大规模游猎，但他在初元二年下诏整顿上林苑管理，设立更严格的物资制度。共府丞专门负责制造和供应各种器具，“共”字通“供”，就是供给的意思。
这只铜升正是那时为统一容量而造的，容积约合现在200毫升左右，用于粮食交易和校准地方度量衡。
专家鉴定后，这件铜升的消息传开。天津市博物馆听到后，觉得它对研究西汉官营手工业和标准化管理很有价值，就决定收购。
博物馆前身是1918年的天津博物院，1952年正式成立后，馆长王襄特别重视收集度量衡文物。他认为这些看似普通的器具，是了解古代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关键证据。
1956年博物馆收过战国铜量器，1961年又征集到东汉建武铜斗，上面有明确纪年。
1979年天津市博物馆副馆长李学勤带队去查看这件铜升。他组织专家鉴定，并在后来论文中指出，这件器物铭文完整，是目前发现唯一明确标有“上林共府”字样的标准量器，对研究西汉时期国家治理体系意义重大。
1982年国家文物局做全国度量衡文物调查时，把天津市博物馆列为研究基地之一。调查显示汉代标准量器发现37件，铭文完整能断代的只有少数几件，这只铜升排在重要位置。
1985年，中国历史博物馆向天津市博物馆借展这件铜升，用于中国古代度量衡专题展。
展览吸引了日本东京大学山田庆儿等外国学者，他们认为这件文物不仅对中国度量衡史重要，对整个东亚汉字文化圈的研究也有价值。
观众在展厅里看到铜升，很多人驻足很久，想象两千多年前工师骏在作坊里铸造它时的情景，那时刘奭正通过这些标准器努力让全国交易公平。
铜升从农民家到博物馆的过程，反映了文物保护的延续性。专家们后来用它比对其他汉代量器，发现西汉容量单位从龠到合、升、斗、斛，层层递进，十龠为一合，十合为一升。
永光二年，元帝派使者带标准器巡视郡国，检查地方是否合规。
这些措施背后，是西汉从高祖刘邦时因战乱导致度量衡混乱，到文景时期逐步整顿，再到武帝时基本统一，再到元帝继续完善的漫长过程。
天津博物馆把这件铜升作为重点展品，安排了专门的展示区域。工作人员仔细记录它的尺寸：全长16厘米，高4.5厘米，口径9.2厘米。
参观的学生和历史爱好者常常围着它讨论，笔记上写满时间节点和人物名字。
后来，这件铜升的估价被提到1亿元，不只是因为材质或工艺，更因为它连接了西汉元帝刘奭的治国努力与现代文物研究。
河北那位农民当初可能只是觉得多了一个家什，专家买下时也只是凭经验判断，而博物馆的收藏则让它成为连接古今的实物证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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